当前位置:首页 > 社会热点 > 

看不见的门:跨性别者的职场生存记录

时间:2022-05-22人气:0编辑:

“满月!”

今日热点精选阅读推荐:

2018年11月的一天,30出头的马红戴着金色的纸冠,一个人坐在杭州的出租屋里。

面对着摇曳的烛光和一块6寸的奥利奥饼干蛋糕,她拿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用这样一句话发到朋友圈。评论里,不熟悉的朋友看完图都会回复“生日快乐”,只有了解她的经历的人才会由衷地说“恭喜”。

一个月前,马红在泰国做了性别重置手术。2个小时的麻醉后,在摇摇晃晃的手术床上,她听着脚下车轮的咯咯声,迷茫了,意识到自己被推进了病房。下一秒,她反应过来:两腿之间什么都没有。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她是一个女人。

那年12月底,她回到了任职三年的公司工作。在马红看来,是LGBT友好型企业。然而HR找她谈了三次,提到“你是跟男艺人还是女艺人在一起?”。2019年2月12日,她收到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邮件:根据《员工手册》和《劳动合同法》,她四个月内迟到超过四次,“严重失职”。

一年后,她以侵犯平等就业权为由,将该公司诉至杭州滨江区法院。2019年12月3日,一审开庭,当庭未宣判。

审判现场。滨江法院供图“变性人被公司辞退”跃上热搜。马红说,她确实迟到了,但反而生出了一丝喜悦。“如果没有纠纷,会有这样的热度吗?”

马红的背后是很多跨性别者的就业和职场困境。

公益组织发布的2017年跨性别群体生活状态调查报告显示,跨性别群体失业率为11.87%。在职场中,40.34%的人不会选择表达自己的性别认同,19.69%的跨性别者在工作中不会穿着带有自己性别认同的服装。

跨性别儿童在经历了青春期被胶着的性别认同后,走向社会和职场——通过自我纠结、性别认同和社会视野的博弈,他们也要面对许多跨越生计和理想的障碍。

“扮演”另一种性别

每天早上,林思然都会精神抖擞地走进公司,开始“一个人的战争”。

那是2016年,24岁的“他”在北京一家营销工程公司做设计经理。在同事眼中,他是一个“可靠而稳重的男孩”。

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挺胸抬头,穿男式西装,白衬衫,皮鞋,身份证和简历上的性别明确标注“男性”。

开会时,“他”喜欢板着脸,压低声音,挺胸收腹地说话。打喷嚏,林思然不会用手捂。“爱怎么打就怎么打,不会尴尬的。”如果你不小心撞到桌角,你会发誓,永远不要说“好痛”。

同事们并不知道,这是林思然的男生形象,压抑了很久,刻意表现出来的——他的心里其实是“她”。

从初三开始,林思然就隐隐约约明白了自己想成为一个女生。她对胡子等男性性特征很反感,留了头发,还买了激素类药物服用。

有一天早上,父亲把她叫醒,看到她躺着的时候胸部起伏,就在床下打了她一巴掌。她把牌摊开,她爸爸只说了一句:“你妈妈在这个家里身体很好,我不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妈妈是个裁缝,她疼得站不起来。林思然觉得“他应该是错的”。“我会是一个好男孩”,她保证。

林思然在家乡河北大学毕业后,以男性身份在重庆找到了一份设计工作。她的心被压到了心口,她也没让自己闲着。她每天只上班睡觉。

直到2015年进入这家公司,老板安排主设计师谈客户,她管理一个70后80后团队,处理客户投诉,交接施工队伍。她“见人就胡说”,收入翻了一倍,但脑子里的弦更紧了。

为了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林思然形容自己很夸张。本来她挺随和的,但当时在和同事的争执中发现是自己的问题,就只好背了。“我是个男人,我不能道歉。如果是一个女人告诉我,我会觉得很尴尬。”

职场潜在的性别规范也让她瞻前顾后。她一闻到烟味就头晕目眩,昏昏欲睡,但因为想和其他男同事打成一片,她不得不开始抽烟。只有她发现男生话少了,她才有机会谈工作。

2016年10月,因为公司经营不利,拖欠工资,林思然离职。当一个人回到家,坐在床上,她反而获得了短暂的自由。“没有观众,我还能演什么?”

通勤的分裂生活

白雨站的椅背上,常年挂着一件西装外套。公司要求男生穿正装。

但她把“真我”的印记留在了一个看不见的地方——西装裤下面,骑着一双看起来像皮鞋的女式靴子;冬天,她可以在裤子里塞一双丝袜;偶尔会是眼线和美瞳。

2008年,她从复旦大学硕士毕业,通过校园招聘成功进入这家大型国企。她找借口搬出了父母的房子,有了一个空的免费试衣间,希望做一个女生的性别认同,一点点“觉醒”。

白雨绮不停地摸索,化烟熏妆,打耳洞,刮腿毛...在……QQ签名里,她记录了这段旅程,“慢慢消磨过去的自己。”

国企的日常工作就像流水线工人,一周加班一天。白刚刚进入职场。他加班的时候买些盒饭给大家一起吃,也觉得开心。

与冉不同,白在公司里留着长发,他的行为并不刻意隐瞒。“我藏不住。”上厕所的时候和不熟的手术部老站在便池前。对方瞥了她几眼,粗鲁地说:“你头发这么长,剪掉就好了!”

她还是想“让懂的人懂我”。一次电脑聊天,同事群里有人提到,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白开玩笑地试了试:其实,我是从金星来的。你知道吗?

页面上弹出一条信息“你之前肯定受刺激了”,来自一个女同事。“别说话,你这个推销员,”男同事附和道。白于飞盯着屏幕,一言不发。这次见面后,她照常和他们聊工作上的事,但她心里明镜似的,相关话题再也不提了。

上班和下班,白似乎过着两种生活。当她从公司回到家时,白脱下了男式衬衫,换上了女孩的睡衣。那是一件上下分开的格子睡衣。太可爱了,她都不敢买,买的过程也是心惊胆战:大型超市的睡衣区都没有售货员。白进去逛了逛,看了一眼大小,放进购物车,去收银台“滴”了一下,装在塑料袋里快速离开。

很多跨性别者担心自己出柜后会丢掉工作或者和同事相处困难。白天,他们按照别人对自己生理性别的预期来着装和生活,到了晚上,他们就脱下伪装。昆明一位跨性别者说,她白天兼职,给房产中介拉人头、发传单,晚上回家和父母一起住。只有睡觉的时候,她才有机会穿裙子。盖上被子,谁也看不见。

跨性别社群“TransLives”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定义上来说,成为跨性别者意味着心理性别的身份与生理性别不匹配,所以跨性别者会有一些性别烦躁的问题。需要采取穿女装、留长发、服用激素、性别重置手术等措施,使其性别表达尽可能符合心理性别。但是因为生活的压力,他们一般都是按照身份证上的性别和对应的长相来工作。“其实他们内心很焦虑,有些人会因为受不了而离开。”

为了弥合这道裂痕,白选择了手术。2009年年中,她联系上海411医院,写信,采访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赵灿博士给我选择第二次生命的权利。”

当时国内的手术技术并不比泰国的好,但白根本没时间攒更多的钱。更重要的是,他早早改变了自己的身体。“一切都可以早点开始,会有新的朋友,新的事业和社会地位,还有青春。”

年底,手术日程已定,白羽西递交了辞职申请。

她早就认为这个职业不能继续下去了。害怕别人说闲话,为了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她告别了旧的社交圈,一个个给朋友发消息。“可能要过很久她才会联系上。”

那段时间,白坐在的办公室里,看着自己忙碌的同事,陷入了沉思。刚毕业的时候,她以为这个国企会是她一辈子待的地方。

毕竟,在离开之前,白只跟几个关系密切的同事说了实话。那天晚上,她穿着女装,刚好路过一个同事家。她惶恐地把他叫了出来,告诉了她辞职做手术的消息。“以后他们想起我,会说我过得好。”黑夜掩盖了她的忧郁,让同事们大吃一惊,最终还是接受了。

今年27岁的她刷爆了信用卡,切除了睾丸,把阴囊皮瓣重建成了猎奇志。

她换了手机号,收起了sim卡,封存了自己作为“男人”的过去。

敌意和善意

2016年底,林思然进入一家以销售为主的互联网家装设计公司。此时,她看起来像个男孩。

团饭时,一位女学长教她打工的技巧。“其实你应该用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面对客户,要真诚,而不是装成一个推销员。”

这句话被翻译成另一个问题,击中了她内心的挣扎:我该不该以真实的状态面对这个世界?

“是生活中的吗?”林思然问道。“是的,”长者回答道。

最终让她决定改变的,是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出差。

2017年6月,她入职某一线设计院,去湖南做博物馆项目,和一个男设计助理住一个房间。

今天天气很热。当我下班回来画画时,我的助手一丝不挂。林思然说,这里还有一个人。助理说,男人怕什么?

林思然用洗面奶洗脸,出门用乳液,助理用肥皂;助理刷牙洗脸5分钟,林思然需要15分钟。对方忍不住吐槽,没想到你这么娘娘腔。“好像我很矫情,和我作品中干练直男的形象完全相反。”她更加感到格格不入。

因为较早服用激素,她的胸部已经隆起,夏天穿宽松厚实的黑色长袖。看着工地上的建筑工程,她挽起袖子,“像个男人”。其实她怕中暑,包里一直带着藿香正气水。

尴尬的事情以前没有发生过。刚来北京一家小公司的时候,男同事之间有个笑话。其中一个拉了拉她的大衣领子,不小心看到了她的胸部,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夏天穿长袖了。”林思然至今还记得他骄傲的语气。“好像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从湖南出差回来,预付的钱没下来,公司欠的工资也很久没到账。北漂的生活成本突然提高了。林思然信用卡欠费,银行给老家打电话。父亲的一个电话告诉她中秋、国庆、春节都不要回家,因为她以为自己被打败了。

林思然被骗了,她决定让医生给个答案。不管结果如何,她都会承认。“想了七年,逃避了七年,该给自己一个交待了。”

北大六院和北京回龙观医院的结论是性别认同障碍。对面,医生最后问:“你能接受自己心里觉得自己是女生的状态吗?”“是的,”她坚定地说。

医生给她开了雌激素,林思然又一次长了长发,瘦了,衣服也渐渐中性。

2018年除夕,林思然提前下班。街上几乎没有人,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只有公司下面的便利店还亮着灯。她买了两个面包,一个寿司卷,一杯鸡尾酒,回到出租屋,打开电脑,播放春节联欢晚会,这才有点怀旧的感觉。

2019年3月,林思然加入了一家领先的建筑设计院。本来已经化了淡妆,年后却缺人。主管不在乎她的穿着。

她不知道她的同事是否会接受自己。前两三个月,她尽量少联系,少麻烦别人。如果她不明白,她就在网上查。大家聊天,默默观察的时候,她没有打断。在车站三楼,林思然避免去洗手间,去了一楼人少的女厕所。

她很努力,她同时学习新的软件,在每周汇报时间前通宵达旦。同事之间渐渐熟悉,她也在聊天中试着走出来。有人问,她委婉地说:“你知道金星吗?”对方恍然大悟。

林思然一直记得自己曾经的善良,一个项目落地,所有同事一起聚餐。她穿着夏装,化着妆,坐在桌旁。导演举起酒杯,“请男生起来,大家干杯——”所有男生都站了起来,她没有开始。边上新来的男同事不知道她的情况,着急的说:“我在叫你。快起来。”

林思然红了。

导演没有为难她。这一轮过后,她独自拿着一杯酒报复了导演,走到长桌的另一边,其他女生却一个个站了起来。“他们以为是要敬酒的女生,接受了我。”

说起那些日子,林思然的语气里充满了怀念。自从离开这个设计室,她再也没有踏入过职场。

站在工作场所之外

“等通知。”

两个半月来,这是林思然面试后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2019年9月底,林思然因公司内部业务调动辞职。

等待她的是漫长的求职之路。随着林思然越来越像女生,她在采访中遇到了大部分跨性别者证人不匹配的问题。

她的头发在锁骨以下,穿着长款羽绒服,女式紧身牛仔裤,一件毛衣,眉毛修剪的很整齐。面试官看着她说:“我们这次没约女生。简历上说是个男生。”

看完简历,谈完工作,HR问:“你还有其他问题……或者不能说的问题吗?”一个HR说:“你有什么坏习惯?”她必须解释她的身份。“但不影响我工作。”

面试了36家公司,有一半的公司特别提到了她的性别认同。除了两三家专业不对口的公司,她都想不通为什么被拒。

再三通知后,她洗了指甲,穿上五年前那身阳刚的嘻哈服去面试。但是她没有肌肉和喉结,药物的作用逐渐显现,看起来还是个女孩。每次下楼去公司,她都会深吸一口气,期待这家人的回答,但每次在回家的地铁上都会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

手术后没多久,白雨绮也开始找新工作。虽然“证人”始终如一,但摆在她和一纸offer面前的障碍是难以修改的学术信息。

操作后可以修改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公积金的性别信息,但学历、学位证书仍保留原性别。每次要带他们出来,都是一种“逼出来”的意思。

在几次提交学历证明没有任何消息后,她给一家公司的HR发了一封邮件,问为什么拒绝录用。

得到的回复是,“对于我们和部门领导来说,应该说我们高度认可你的能力,但是毕竟你有一些特殊情况,而且我相信你在面试的时候也有意无意的隐瞒了一些东西...我们大领导可能比较传统,所以最后没考虑……”

用人单位拒绝录用白发来的邮件。被采访人半年找不到工作,白没有收入,路上看到5块钱的泡杯茶都觉得贵。五块钱可以在菜市场买一大袋大米。她把白米饭和水放在碗里,打开微波炉,偶尔加点榨菜和萝卜干,煮着吃。

她怀着一颗坚强的心,在招聘网站上查了一下“无限教育”,选择了工资最低的,以为自己会去做服务员。

去面试楼的时候,一个带口音的瘦子扣留了她的身份证。面包车直接带她去了夜店,另一个“大哥”让她换上衣服陪着。白当时就傻了。

那是阴郁的三个星期,直到有一天晚上,她跟客人小声说:“你能不能悄悄掩护我出去?”她跟着客人走到门口,一个小弟上来堵人。她迅速冲出夜总会的玻璃门,钻进一辆停在路边的出租车。

弟弟追上去,拦住车门让她走。“开快点!”她对司机大喊大叫,而司机却不敢动。她急中生智,说到他们一起玩过的手机游戏,我弟弟心软了。

现在回想起来,白雨绮说,那段时间,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变性人不去做手术,而是去自杀或者从事性工作。“原来复旦还是有点自负的。我从小上学,什么都可以自己做,但在这里真的做不到,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在阴郁的时间间隔中,有一种淡淡的快乐。她可以穿漂亮的白色长裙。站成一排被选中的时候,有的嘉宾选择了她一个人。“这感觉就像是对我性别的认同。”

从夜店逃出来后,她终于找到了一家不看学历的外企。主管向内部项目团队群发邮件介绍新员工白的情况。“她……”

这是她的身份第一次在工作场所得到认可。

学术问题

虽然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但是在我学历修改成功之前,只要HR的头像在微信上跳动,或者向她走去,白羽茜都会觉得紧绷。

2010年,白给学校和国家教委写信申请修改学历信息,之后每年都往学校跑。

转机发生在2012年,该校研究生院一位新上任的院长得知她的情况,同意出具学历和学位证明。一半的公司可以接受这个证书。在此之前,她做了一个假证,是求职时需要的,然后有心拿出来。

虽然有一份学校出具的证明,上面有她的原名,但薛鑫的在线存储信息没有被修改。一旦雇主做背景调查,白就忐忑不安。

2012年,《青年报》报道了白找工作的困难。受访者供图2018年,在广州性别教育中心律师的协助下,她将自己的申请寄到了高教部。三天后,她在北京出差,接到一个010开头的电话。拿着手机,当她听到对方要求提交Xuexin.com的新照片时,她一时反应不过来。

后来,白在给教育部的感谢信中写道,“从这一刻起,我真正成为了一个被社会认可的女性……得知的信息可以修改后,我欣喜若狂。真的,手术8年多来我受的苦太多了,这一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更改学历后,她回母校找老师,得知当年上任的院长是钟扬教授。2017年她死于车祸,差点哭出来。

白学历修改后给教育部的感谢信。受访者供图白是跨性别群体中第一个成功修改学历的人。

然而,仍然有许多跨性别者被阻止更改学历证书的信息。自2018年以来,余利英律师已经帮助近30名跨性别者更改了他们的学术信息,其中只有6例成功。

她告诉记者,目前《高等学校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规定,“提供学籍注册和网上查询后,学校不得变更证书内容和注册信息,不再受理学生信息变更。如果报名信息确实有误,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后才能修改。”

在李颖看来,由于上述方法不具体,学术信息很难更改。如果“注册信息确有错误”可以改为“注册信息确有错误或者依法变更学生身份信息”,手术后,跨性别者的学历性别可以随身份证变更。

现在通常的情况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学校先审核提交材料,学校要求变性人提供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文件协助办理。“因此,在实践中是否可以修改,通常取决于学校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性别多样性意识,以及与变性人的个人沟通,”余利英说。

如果不能更改学历信息,毕业证几乎是“无效”的。北京吉咨询中心跨性别者受教育权项目助理小米接触过很多这样的跨性别者。他发现,这样的无望感无形中影响了许多跨性别儿童的就业和教育。“在校的跨性别者会选择退学,有的会选择出国复读一个学位,有的会从事不需要学历的体力劳动或性工作,或者应聘学历较低的工作。”

跨性别者入职后也会出现学历导致的就业障碍。33岁的刘猛已经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一年。她在读研期间就完成了手术,身份证、研究生学历、学位证的性别都是“女”,长相与女性无异。

学士学位证书是一道坎。入职时,她不敢提交。2019年1月,她找到了一所本科院校。学校向市教委提交了学历信息变更申请,但长时间没有回复。

5月,在律师的建议下,她向市教委申请信息公开。被拒绝后,8月,她向教育部申请行政复议。一个月后,教育部电话通知她取消行政复议,重新走流程。9月底,她再次向学校递交材料。学校让她把材料交到市教委,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一直以来,HR都透露出她的学历造假的嫌疑。12月,刘猛不得不拿出他的学士学位证书。公司负责人很惊讶。“原来你是男生。”

公司以“风险太大,投资人难辞其咎”、“万一曝光会影响品牌”为由劝阻她。她不想撕破脸皮,选择了离职。

说起一周前发生的失业事件,刘猛的声音有些颤抖。在我找到这份工作之前,很多企业看到毕业证后都拒绝录用她。现在工作一年,事业刚有起色。“我只想像普通人一样生活。”

维权难

在遭遇像和白这样的就业歧视后,很少有跨性别者会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在公开的案例中,除了马红的诉讼,只有贵阳C的2016年“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

C先生是跨性别男,寸短,银耳环。他每天穿男式西装和衬衫,t恤基本上是黑色的。2015年4月,27岁的他加入慈铭体检中心。

7天后,签劳动合同前,老师向他转述了HR的消息,他很无奈:

“她认为,不同意,你自己的想法和你的身体不一致。......她觉得不正常。”

2016年3月开始,C先生提起劳动争议和一般人格权纠纷。2018年1月22日,贵阳中院对C先生诉慈铭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判决确认了慈铭因C先生未按规定穿戴工装而将其辞退,认定“被告无合理理由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但未认定为对跨性别者身份的歧视。

2016年3月30日下午,经过庭前调解,C先生带着仲裁庭成员和仲裁委出具的开庭通知书。该案一度引起公众对跨性别者的关注,也让C先生饱受虐待。那段时间,C先生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微博。关于案件新闻的评论,他一条一条看。“怪物,不分男女,神经病……”回想起来,C先生觉得“比被辞退时还要绝望。”

父母也很害怕,怕C先生哪天突然出门会被打。我对他女朋友选择诉讼感到不解。“你为什么要这样暴露自己?你要这么公开,我们早晚会分手的。”社区里也有人怪他,骂他。

被辞退后,他呆在家里,发简历,发呆,看电视,打游戏。“在游戏世界里,我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性别。”骑着黄色的摩托车,背着黑色的背包,拿着简历,他几乎每天都要跑到贵阳市人力资源中心。

他试图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保险公司。“但是老板说不行,舆论太大怕给公司留下不好的印象。”

据代表C先生案件的律师刘明辉说,变性人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意味着公开出柜。但在相关法律不够健全,社会不够友好的背景下,这往往意味着后续职业风险的增加。

在现有的法律中,没有不得歧视跨性别者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条款,也没有就业歧视的定义。解雇理由中很难认定这种歧视性因素,这也是很多跨性别者选择不起诉就业歧视的原因之一。

刘明辉说,目前“我们理解跨性别者属于性别的范畴。跨性别者针对就业歧视的维权案例,现在将参考《劳动法》、《就业促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中与性别相关的法律。然而,在一些国家,法律明确保护性别表达。2015年,泰国颁布了性别平等法B.E.2558,其中“禁止基于性别表达的歧视”。

另一方面,跨性别者遭遇的就业歧视多为隐性歧视,给举证和维权带来困难。

六年HR从业者陈力认为跨性别者就业歧视是一笔“糊涂账”,很难打赢官司。“一个企业能咬死,这个人不符合用人需求。应聘者无法证明自己符合条件,因为条件是公司决定的。”

为此,在一些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反就业歧视立法和判例中都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刘明辉介绍,“即原告举出求职申请被驳回、驳回的证据后,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身上。只要被告列举的理由中存在性别歧视因素,即使存在其他因素,也构成混合动机歧视,法院仍然可以认定其构成就业性别歧视。

2017年,C先生加入公益组织童语。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当年鼓励他去法院做科普。他想报恩,“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去帮助社区里的人”。

阴影和阳光

现在,白是一家初创公司的专业顾问。领导评价她的业务能力,称她为“神针”。

2010年,她进了那家外企,对工资并不在意。她的工作内容和原来的专业关系不大,但她对此心存感激,在这家公司待了两年。

刚做完手术,她出去买冰棍的时候,总是化着妆,穿着花裙子。同事,你怎么穿得像个女大学生?有时候裙子太短,她也不知道怎么挡,就坐下了。

来外企之前,她不敢唱歌,不敢泡温泉,怕暴露嗓子和手术留下的疤痕,但同事们都很热情,一群女生陪她玩,但没人说什么。

工作的头几年,白总是会把卫生巾装在包里,怕别的女生问她有没有东西要拿出来吃。有一次她没准备,对方问:你们不是用卫生巾吗?她当时特别尴尬,现在渐渐放下了。

离职后,她开始频繁跳槽,不断修正自己的职业生涯,用了四年时间。现在这个公司符合她原本想做的工作。她会理直气壮地鼓励其他跨性别伴侣,因为走了“弯路”后,她有了别人没有的跨性别经历。

2017年,她成立了跨性别社区,接触了更多的跨性别儿童,“走了出来”,“慢慢走进了阳光。”她还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去找她的老朋友。很多人上来说:“你消失很久了。”

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还是有阴影。白的变性身份和她的过去并不为她的同事所知。

白心想,如果和部门老板在业务上有什么冲突,就应该据理力争,“我是够自信的,但是如果他知道我的身份,他到后面来说‘闭嘴,你这个怪胎’怎么办?”"

有一次,白和某甲方总经理对接,无意中提到了毕业后加入的第一家国企。总经理,你在外企工作后去了吗?她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她以为这两次工作经历没有重叠的交际圈。

“X局长,你从哪里听来的?”“这不重要。”她慌慌张张地又问了一遍。“没关系。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白认为他大概知道并同意自己的说法。但是聊天的时候还是注意措辞,“我怕搞砸。”

白雨绮有两个微信号,一个是联系社团成员的,一个是工作生活的。在公司里,她偶尔切换到已经“出柜”的微信号时,总是把手机往没人的方向转15度,或者上厕所时偷看一眼。

她以为真正走进阳光的那一天,就是她在专业领域大有作为的时候。

林思然有时候晚上会失眠。早上,她查看了自己的邮箱和招聘网站,仍然没有回复。平日里,她能听到其他合租的人上厕所,推门拉门,朝九晚五的通勤声。她自嘲,“感觉自己像个富二代。”

没事的时候她看看行业的咨询,复习一下二级建造师的证书,不舒服的时候听听音乐,出去倒垃圾透透气。

她没有主动说出来,结果她父母发现了她失业的事情。我父亲在电话里说:“你的行业不景气。谁都不好面试,女的也不好找工作。对你来说会更难。你为什么不回来做个好孩子?”

“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也体验过友善和接纳。”林思然没有同意。

2018年春节,她打电话给父亲的医院诊断。他爸爸一开始很生气,后来挂了电话,给她发微信:人的一生只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为自己而活,其实很不容易。

找不到工作,林思然不再考虑什么时候经营,也没有经济来源,似乎遥遥无期。她已经失去了作为女人的青春,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完整的人”。

她能确定的是,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她会继续打开招聘软件,寻找下一份工作。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编辑:秦

标签: 职场 性别

显示全部

收起

相关热门文章
热门推荐
    匿名评论
  • 评论
人参与,条评论

最新更新 | 文章排行 | 网站地图 | |